特别报道:美国的医疗保险是如何运作的?(下)

2020年5月19日 12:00
來源:香港奇点财经

奇点财经5月18日报道 – 记者 梁静 发自香港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 我们指出,美国为医疗卫生的支付费用约占GDP的18%,均摊至每个人约1.1万美元。这些费用将由个人、州与联邦政府及企业雇主支付。 美国明明可以负担世界一流的卫生系统, 为什么却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 有一个可以为所有公民提供政府医疗保险的制度?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 我们指出,由于美国将药品定价权留给市场竞争,因此美国的医药价格明显更高,使其成为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医药制造市场。目前美国人面临的药品价格上涨完全与特朗普承诺的相矛盾,特朗普保证在2020年大选之前降低处方药价格。即使11月大选临近,特朗普的提案都没有签署成为法律,甚至没有联邦法律规定处方药的价格上限。

美国的保险公司早已经厌倦了支付制药公司高昂的价格。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在合同中通过精美的用词来禁止投保人使用折扣券。随着对药品支出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互相指责处方药成本的上涨。

政府对药物价格和制造商利润的关注日益增加,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3月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在过去五年中,老年人最常用的20种品牌处方药的价格每年上涨12%,而其中12种最常见的药品的价格从2012年到2017年上涨超过50%。尽管开出的处方更少,但这些药物的销售收入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了85亿美元。

保险公司,药房福利管理者和制药公司都在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责备,保险公司则试图通过分享从药品制造商那里获得的折扣来做到这一点。Aetna首席执行官马克·贝托利尼(Mark Bertolini)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直认为,消费者应该从与药品制造商协商的折扣中受益。” Leerink分析师戴维·拉森(David Larse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在销售点将折扣传递给客户可能意味着健康保险计划将继续提高保费来弥补损失的返利。

5. Covid-19使得美国制药公司的贪婪变本加厉

《制药:贪婪,谎言和美国中毒》一书的作者Gerald Posner说, “制药公司将Covid-19视为千载难逢的商机”。当然,世界需要药品。特别是新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爆发,我们需要治疗和疫苗两类药品。现在有数十家公司正在争相开发制造中。Posner说:“全球大型医药公司全都参加了这场开发比赛。” 他说,赢得比赛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全球危机“在销售和利润方面可能会成为该行业的重磅炸弹”,并补充说“大流行越严重,他们最终的利润就越高。”

在美国,因为它缺乏类似其他国家/地区的药品价格控制,美国医药公司在设定产品价格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当前的Covid-19危机中,制药商可能有比平时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因为他们游说美国立法者3月通过了83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支出计划,可以允许药品公司以最大程度地从大流行中获利。

最初,一些立法者试图确保联邦政府限制制药公司从使用公共资金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和治疗中获得更多收益。 2月,伊利诺伊州众议员Jan Schakowsky和其他众议院议员写信给特朗普,恳求他确保当以美国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向医药公司提供冠状病毒研究经费时, 他们开发的任何疫苗或治疗应保证纳税人可以获得使用, 而且负担得起,“如果授权制药公司确定价格和确定分配,他们将把获利置于健康之上。 ”

3月2日, Schakowsky再次尝试致信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如果将疫苗的生产和销售通过独家授权的方式移交给制药商,而不对他们在”定价或使用条件上进行限制,这将使得医药公司可以随便收费,基本上就是将疫苗高价卖给为他们提供研发经费的普通民众。” 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曾担任制药业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的首席说客。而现任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Joe Grogan)则是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的最高说客。

但是许多共和党人反对在法案中增加限制行业盈利能力的措辞,认为这会扼杀研究和创新。最终援助一揽子计划不仅省略了会限制药品制造商知识产权的语言,而且还删除了之前一版草案中使用的保护条款, 即如果用公共资金开发的疫苗定价过高, 联邦政府可以采取任何行动。

Posner说, 缺少允许政府对价格欺诈做出回应的保护。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让他们(制药公司)拥有这种权力实在令人发指。” 

事实是,从公共投资中获利也是制药业的日常业务。根据波斯纳(Posner)的计算,自1930年代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已投入约9000亿美元用于制药公司专利药品的研究。病人权利保护组织“Patients for Affordable Drugs”称,2010年至2016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每一种药物都涉及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政府税收资助。纳税人在这些研究开发上花费了超过1000亿美元。

比如, HIV药物AZT和抗癌药物Kymriah是使用一些公共资金开发的药物,这些药物后来成为私营公司的丰厚收入,诺华公司Novartis现在以475,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药物。

抗病毒药物sofosbuvir用于治疗丙型肝炎,源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重要研究。该药物现在由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拥有,该药的价格为每片1,000美元, 超越许多丙型肝炎患者的承受能力。吉利德在上市的头三年从该药中获利440亿美元。

医药公司赚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进入社会卫生研究基金, 而是成为制药公司高管的巨额奖金。它们还被用来进一步提高制药行业的盈利能力。根据Axios的计算,制药公司在美国的医疗保健总利润中占63%。部分原因是其游说工作取得了成功。 2019年,制药业在游说方面花费了2.95亿美元,远超美国其他任何部门。该行业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立法者投入大量竞选捐款。

在整个民主党初选中,乔·拜登(Joe Biden)一直是接受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捐款的佼佼者。

6. 案例分析: 吉利德公司面对疫情的选择

尽管美国股市因病毒危机的沉重打击而暴跌,但超过20家从事疫苗和其他与新SARS-CoV-2病毒相关产品的医药公司却幸免于难。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的股价是年初的3倍,该公司开始招募参与者参加其新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包括强生,DiaSorin Molecular和QIAGEN在内的数家公司已明确表示,他们已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获得资金,用于与大流行治疗相关的工作。迄今为止,尚无针对冠状病毒的可靠治疗方法。

由加利福尼亚生物技术公司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生产的remdesivir是潜在的Covid-19治疗药物之一,也是开发进程最深入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自从称将其抗病毒药物瑞姆昔韦(remdesivir)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后,公司的股价一路上涨。该药物如今也被应用于Covid-19患者。当《华尔街日报》报道该药对少数被感染的游轮乘客产生积极影响之后,公司股价进一步上涨。

Remdesivir是一种实验性抗病毒药物,十年前首次被制成。在实验室实验中,它显示出了抵御多种病毒(包括其他冠状病毒)的潜能,因此在大流行初期就被用于临床试验。该药物旨在干扰称SARS-CoV-2的病毒复制自身的能力。产生的病毒副本缺乏完整的RNA基因组,因此它们无法继续自我复制或感染其他细胞。受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启发,吉利德曾经将雷姆昔韦推入该病的潜在治疗之列。但是在一项临床试验中,瑞姆昔韦没有产生其他两种药物那样的生存益处,因此该药被放弃作为埃博拉治疗药物。

但是在中国进行严格的Covid-19研究表明瑞姆昔韦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削弱了人们对总体积极成果的乐观态度。通常,如果在感染后立即给予抗病毒药,则最有效。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病毒处于较低水平时减慢其复制速度。如果治疗太晚,并且病毒有充分的机会增殖,那么可能无法阻止一系列后果。因此,remdesivir数据的关键问题是治疗时间是否对其性能有影响。

首席执行官Daniel O’Day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吉利德(Gilead)自1月份以来一直在提高这种药物的产量,截至目前,已生产150万剂,足以容纳14万名患者。他说,该公司已经将其部分设施进行了改造,以生产雷姆昔韦,并且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合作以提高其生产能力。该公司的目标是在年底之前提供一百万个治疗课程。吉利德没有对价格发表评论,尽管公司表示,如果雷姆昔韦获得批准,预计它不会带来商业利益。最具戏剧性的是, 年初时, 吉利德利用了一个申请程序上的时间漏洞, 为remdesivir申请”孤儿药专利”, 美国FDA在3月底授予其7年独家销售权。一时间吉利德身陷质疑漩涡, 自年初以来,雷​​姆昔韦的承诺使吉利德市值增加了160亿美元。但申请”孤儿药专利”的行为损失了社会对它的信赖和尊重, 迫于社会压力, 吉利德申请撤销了“瑞德西韦”的孤儿药资格

7. 投资机构承担起监督医药公司的社会责任

危机时期, 制药公司在社会责任与股东权益上的选择对社会影响巨大。今年以来, 有近40家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正在敦促制药行业合作,通过共享研究数据并向全球提供负担得起的药品,诊断药和疫苗,来对抗Covid-19。在写给包括罗氏,吉利德科学和强生在内的15多家大型制药商的信中,这些投资公司称“在全球面临挑战的时刻,财务考虑应排在第二位”, 希望制药公司尽快控制冠状病毒。

这些投资机构宣誓, 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密切监视”他们所投资的制药商,并承诺在股东大会以及与公司管理层的“正常”互动中,跟踪他们对Covid-19医疗产品的举措。Achmea执行董事会副主席Bianca Tetteroo表示:“作为一名股东我们参与其中,我们一直在与所投资的公司进行对话,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应对这场正在影响着我们人类的危机。” 荷兰金融服务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领导这一努力。其他参与的公司包括野村Nomura和Nordea。这些公司总共管理着约2万亿美元。

出于同样的关注,该倡议促使人们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创建一个自愿池,以收集专利权,监管测试数据以及其他可共享的开发药物,疫苗和诊断方法的信息。本周早些时候,欧洲联盟起草了一项决议,要求世界卫生大会通过这一想法。

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Covid-19研发产品可能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的较贫困人口中使用。比如,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计划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协调研究。Public Citizen公共公民组织敦促NIH应致力于打破医药垄断,通过非排他性的方式给出治疗和疫苗的使用权,以换取特许权使用费,并确保民众获得药物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