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向何处去?

2021年8月2日 10:54
來源:秦朔朋友圈

奇点财经推送于8月2日

自去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七八个月间,中国商界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教培等领域的变化,不可谓不剧烈。很多朋友也问我,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关于资本,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梳理这一概念的历史时,引用过14到15世纪的布道词中的说法,“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资本天然具有扩张性,追求的是繁衍不息。

资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可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经济中,资本自有一席之地。资本市场也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对企业界的朋友们说,现在反的是垄断,不是资本;防止的是资本无序扩张,不是资本有序扩张和健康发展。

那么垄断该不该反?资本有没有无序扩张的问题?问问消费者、上下游、竞争对手等等,肯定是有的。个别企业的嚣张甚至有些忍无可忍。

并不是不支持资本,创新资本、生产性资本、良心资本、有责任的资本、环境友好型和社会友好型的资本,并没有感到什么束缚。

科创板从提出到设立,只用了9个多月,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家上市交易,有的连收入都没有,也可以上市。2018年,宁德时代在A股IPO,从招股书披露到IPO成功过会,仅用时24天,成为继工业富联(36天)和药明康德(50天)后,又一快速上会的A股制造业龙头。以市值计,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的最新财富已经超过了马化腾和马云,但没有听到过谁说应该抑制。

但某些资本,确实遇到了天花板。

客观地说,互联网平台的创业者,基本都是在阳光下白手起家,和权力资本、寻租套利型资本有着根本区别,并不属于被抑制的对象。但他们有没有值得反思、自省的问题呢?

这里不谈具体的现象,仅仅谈一下互联网平台对外部的态度问题。

不止一位从跨国公司跳到互联网平台的职业经理人对我说,这里的激情、灵活、创新、激励,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些说法,听了内心也常常不安,比如‘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创新都是从打破条条框框开始的’。似乎现有的管制都是落后的,所以打破它乃是一种光荣。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久而久之,企业会形成一种文化,提到监管就看不惯,内心抵制,该遵循的也不以为然,这就会埋下隐患。”

也有政府官员告诉我,某某互联网平台存在违规,被政府约谈。“约谈时,他们承诺的很好,保证如何如何改进。但一回去,还是按原来的路子走,甚至给上面的部门写材料,说地方政府阻碍他们创业、创新,不支持新生事物发展。难道支持新生事物就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现有秩序都打破,一地鸡毛都由我们收拾,还要落个‘僵化落后’的名声。”

还有投资者说,他们入股某平台时,曾经提出如何保证合规的问题。但平台的回答是:“我们有关系,不会真的揪住不放的。再说,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

这些资本,如果早一点觉悟,多一些谦卑,可能不会是今天的结局。

新华社前几天针对股市波动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无论是针对平台经济还是校外培训机构,这些监管政策,并非是针对相关行业的限制和打压,而是“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维护网络数据安全和保障社会民生的重要举措”。

互联网经济是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发展的亮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善莫大焉。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家的广阔视野、创新实践、学习能力,也丰富了整个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过去这些年,基于商业史研究,我一直在呼吁,互联网公司不仅要有创新的扩张,也要有谦卑的自觉,有在行业竞争中更为友好与负责的态度,有对企业和社会关系的恰当理解。

我在之前写的不少文章中,都讲到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标志着“自由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管理的资本主义”。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进步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改革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打击由少数金融和工业大亨制造的垄断,二是扩大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三是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在他任内,数十家托拉斯企业被诉讼,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等等。他被称为“托拉斯爆破手”,也被认为是“全面理解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的第一人”。

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国家的危害,一是暴民,二是胡作非为的大财主。1902年,他下令总检察长对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起诉,最高法院最终以5票对4票的裁决支持了联邦政府。华尔街为之震动。1903年,联邦政府设立“商业和劳工部”,其中有一个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各州际公司的经营和行为。

西奥多·罗斯福说:“集权化已经出现在企业中,如果为了公众的利益想要控制这些不负责任的外在权力,那么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控制它,即把充分的控制权给予一个有能力运用这种权力的主权体——联邦政府。”

政府调控权扩大的首次突破,是把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方面。

1902年5月,美国爆发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解决过冬取暖问题。过去,政府很少出面干预劳资双方矛盾。但西奥多·罗斯福打破常规,出面调停。当煤矿主要求政府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时,被激怒的西奥多·罗斯福说,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剥夺煤矿主的所有权,然后由军队来生产无烟煤。最后资方同意和解。

上述例子说明,一国的经济,不可能离开政府有形的手。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之手用的多还是用的少、用的好还是用的不好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推行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标志的经济改革,曾说“政府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以说明政府干预的危害。但事实上,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如“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一口气提出了十几项干预措施:对作为国内物品竞争对手的国外产品征收,禁止进口来自竞争对手的物品(或者征收能达成相同效果的关税),禁止原材料出口,出口奖励,原材料关税豁免,原材料退税,对国内新想法和新发现以及机器引入等进行鼓励,等等。

市场和政府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这才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不是为了消灭资本,而是对个别资本无限制地获取财富的手段和程度有所制约,反对其危害社会的短期行为,以维护整体企业活动的正常环境。

进步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拉福莱特曾说,资本主义如果不加制约,是肯定要自杀的,并且会使民主制为之陪葬。

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但愿资本家们将来会明白,我正在倡导的一切……实际都是为了财产的利益, 因为这将使之免受革命的威胁。”

进步主义改革基本完成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说:“道路已清楚而稳固地摆在企业界面前。这是一条在行走时毋须担忧、没有难关的道路。”

在谈了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理解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解决眼前经济复苏还不稳定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我们还需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资本的发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从我的研究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强国的发展驱动力不是多元支撑的。我们既需要“凯恩斯式动力”,即发挥政府在扩大需求方面的作用;更需要“熊彼特式动力”,即发挥创业者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坦率地说,我也担心,对某些行业、某些资本的重拳出击,会不会影响到更多行业、更多资本的创造积极性。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7月27日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说,企业家精神就像鱼一样,水温合适,鱼就会游过来。

水温的变化,水的含氧量的变化,鱼是最敏感的。营商环境、制度因素对企业家的影响也是如此。企业家当然希望,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发动因素,而不是限制因素。这也是我近期和很多企业家交流时他们的心声。

今天要反对资本无序扩张,但也要意识到,对一些互联网平台的整顿,目的是为了它们更好发展,互联网产业对中国的正面贡献还是主流;同时,还要把个别金融化程度过高、高杠杆盲目扩张的企业的问题,和广大民营企业的正常发展需要区别开来。广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非常需要阳光雨露。

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平均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过千万户,市场主体总数由2012年的近5500万户,增加到今年4月的1.43亿户,活跃度在70%左右。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的城镇就业岗位。

新设市场主体也已是国家的重要税源。2013年,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当年纳税1600亿元,到2020年,近几年累计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的纳税额达到3.82万亿元,超过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的1/4,也超过当年的新增减税降费规模。

这说明,主要是民营成分的广大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社会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支持他们的发展。

上周我和一个投资者交流。他2016年起响应发展实体经济的号召,把大量资金投入先进制造业,引进国外一流设备,生产的零部件被多家知名汽车厂商所用,总投资超过10亿,但银行贷款总额只有3000万。他说:“如果还是做投资,轻轻松松可以赚很多钱。但做实体经济,会有各种想不到的约束。我把产品订单拿给银行看,也不给贷款,就因为是民企,银行怕担责。相反,有些国企、央企的信用贷款利率只有4%多一点,一转手贷给供应链上的企业,7%、8%的利率,做资金生意就能赚很多钱。”

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创新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政策工具,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发债一视同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等等。但在实践中,民企还是有不少辛酸泪,无奈之举。

尽管民企这些年有长足发展,但和央企、国企比,在大部分领域,规模还不在一个层次上。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有124家,其中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为48家,地方国资委出资企业32家,财政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有12家(主要是金融企业),合计为92家。相比起来,能跻身世界500强的民企并不多,其中的几家房地产企业现在也面临着各种严峻考验。

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境遇,尽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广大民企扯不上关系,但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连带感,担心政策风向有变,心里忐忑不安。

刘鹤在7月27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目的是保护公平竞争,促进资本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更好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客观上也为广大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

这些话,是让广大中小企业安心。

他还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希望广大企业家们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冷静分析形势,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坚持专业深化,战胜各种挑战,努力开拓创新,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言之谆谆,希望企业家们放心,冷静。

我在最近和企业家交流时,发现除了中美关系,他们特别关心三个问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向何处去?这些方向性问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答案,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中都可以找到——

1、“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可见,还是要发展,但是是新发展,提升质量效益的发展,健康发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可见,还是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3、“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可见,还是要鼓励、支持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当前中国的确在发生很多变化,但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至于企业家向何处去?民营企业向何处去?纲要中专门有一节,“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鼓励民营企业改革创新,提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机制。推动民营企业守法合规经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实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促进计划。”

建议广大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对照这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镜自照,自我超越。

也希望各级政府,根据纲要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这一节,将心比心,真正落实。

对于社会来说,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要讲求理性、中和、善意、多助、少咒。

有资本的谦卑化,政府的法治化,社会的理性化,则中国经济会在新的历史阶段,达到新的建设性平衡与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