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壟斷、嚴監管與共同富裕大討論下的冷思考 —— 兼與張維迎教授商榷

2021年9月8日 09:46
来源:香港奇點財經特邀專欄 財經智識

奇點財經推送於9月8日

去年4月14日與17日,筆者在FT中文網分別發表了《疫情之後,全球將迎來大蕭條還是大逆襲?》上下兩篇文章。

核心觀點是疫情將加劇長期困擾全球的貧富差距、低增長、債務等矛盾,但不至於發展成大蕭條;

而要克服這一系列矛盾,關鍵在於各國通過稅制改革縮小貧富差距,並啓動針對大型科技企業(Big Tech)的反壟斷與嚴監管,「大逆襲」(The Great Reversal,筆者後來改譯成「大逆轉」)即將來臨。

這樣的變化是全球性的,筆者認為中國會在反壟斷、嚴監管與縮小貧富差距(即「共同富裕」)上積極採取行動。

「大逆轉」的判斷從何而來?

對於勤於思考與觀察全球經濟動向的人來說,這樣的預判毫無難度(走進書店看一下新出版的熱銷經濟類書籍就可以一目了然)。

筆者曾為教授,長期關註學術界的最新研究,知道政策大調整深受學術思潮影嚮。2018年,在理解中美貿易沖突的深層根源時,發現大量嚴肅學術研究指出美國在過去20多年對大企業壟斷行為放棄嚴格監管,以及稅制不合理偏向資本是造成美國勞資等一系列矛盾的重要原因。

但是,這些矛盾卻被特朗普政府掩蓋,對外轉而以「中國沖擊波」(即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出口增長,造成了美國制造業工人失業和收入下降等一系列問題,反駁詳見筆者在FT中文網發表的《「中國沖擊波」傷害了美國嗎?》上下兩篇文章,)為由挑起中美貿易戰。

但對內,美國必須擇時啓動反壟斷,嚴監管與稅制改革解決勞資矛盾。實際上,歐盟早已在反壟斷、嚴監管與共同富裕上先行一步,既然中國也存在類似的矛盾,必然也會跟進改革。

因此,從2019年開始,我對全球即將出現的「大逆轉」現象進行了幾十場演講,特別是在去年底新浪財經的智慧金融峰會領取「年度財經意見領袖獎」時詳細論述了為甚麼反壟斷,嚴監管與縮小貧富差距在疫情過後變得極為重要。

為甚麼要反壟斷和嚴監管?

高度概括來說,盡管21世紀初皮凱蒂等學者詳細分析了全球從80年代開始的減稅潮和市場化造成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但直到最近,經濟學家才從理論和數據研究上深刻認識到貧富差距的擴大幾乎是經濟中一切矛盾(例如赤字、債務、違約、低生育率、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價值觀混亂等)的因和果(參見Atif Mian, Ludwig Straub, Amir Sufi的研究)。

過去的研究並未將這些問題與貧富差距掛鉤,而是通常歸因於老齡化或者技術進步緩慢。因此,推動技術進步被視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科技類企業可以享受多種稅收優惠。

但是,過去20年全球大企業的崛起與壟斷強化(以成本加成增幅來衡量)受益於各國的稅制變化和寬松監管(來自於大企業對國會議員的游說,對選舉的財政支持,以及國際間的資金和稅收競爭),也助推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並使得上述矛盾進一步惡化,全球經濟要想走出低增長和高債務的陷阱越來越難。

而疫情又再一次擴大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貧富差距,總消費與投資不足會帶來衰退,唯有依靠國家負債來拉動需求,代價或者是貨幣貶值,或者需要後代償還。

大企業的崛起自然帶來社會便利與個人福利,但與許多人對大企業的美好印象不同的是,頂尖的經濟學家發現一系列「反直覺」的結果:相對於历史上的大企業,過去20年全球主要國家的大企業(例如每個行業前4大的企業和整體經濟前20大的企業)對實體經濟的貢獻,特別是生產率的貢獻更小;

他們的投資相比理論上的「理想」水平更低;他們採取多種遏制競爭的做法(例如以補貼或低價占領市場、收購潛在競爭對手、制訂排他性協議、利用數據和算法優勢「殺熟」),造成了企業數量的減少,工人就業下降,收入低增長,特別是貧窮家庭收入的絕對下降。

而且,他們壟斷行為還導致了創新的減少。研究已經覆蓋的國家包括美、英、法、德、加拿大、日本、南韓、西班牙。

發明了「中國沖擊波」一詞,把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問題歸咎於中國加入WTO的MIT經濟系教授DavidAutor,雖然認為制造業大企業的崛起是他們自身效率高的原因,但仔細分析數據後也不得不承認,從1987年開始制造業大企業的發展就持續造成大量工作的減少和貧富差距的擴大。

總結來說,大企業崛起帶來了一系列我們憑直觀感受就說得出看得見的好處,但他們的反競爭與壟斷行為也造成了對市場經濟的諸多破壞,處境不同的人對此感受不一,有人質疑也並不出奇。

如何理解這些利弊,以及上述「反直覺」的結果,需要專門的經濟學訓練和對數據嚴肅的「因果」分析能力(例如如何衡量並未發生的「無壟斷」情況下的投資水平,生產效率,家庭收入等等),甚至需要幾本書的厚度才能做到,筆者將另外著文解釋。

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紐約大學金融系教授Thomas Philippon的著作《The Great Reversal》,現任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Lina Khan的《亞馬遜的反托拉斯悖論》,現任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Tim Wu的《巨頭的詛咒》等書。

不要誤解「大逆轉」

大企業的壟斷行為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執行,但久而久之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看到「大逆轉」這個中性詞也會感到非常不適應。

實際上,這個詞在經濟學研究中出現頻率較高。筆者強調的「大逆轉」指的是從過去不正常的狀態(過度縱容壟斷,放棄必要的監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向正常的狀態回歸,而這也是历史上常見的現象。為避免誤解,下文用「大調整」作為替代。

如果讀者願意「暫時」接受上述學術研究成果,就會明白「大調整」絕非一些人認為的「放棄市場經濟」。恰恰相反,反壟斷與嚴監管的真正目標,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為了市場經濟更好地運作。當然,前提是採取「好」的反壟斷與嚴監管。

「大調整」更不是一些人批評的與世界發展方向脫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球貧富差距最大,價值觀最混亂的時代,美國開啓嚴厲打擊商業財團的反托拉斯運動,推動勞工權利保障,是反壟斷最堅決,監管最嚴厲的國家。

受「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思潮影嚮,美英等國從80年代起走向放松監管之路並持續至今,但歐盟繼承了反壟斷與嚴監管的傳統。

而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是全球發達經濟體普遍的做法,北歐國家以高個人所得稅聞名,但如果算上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之和排在前五位的國家分別是日本,南韓,法國,英國和美國。

中國啓動反壟斷,嚴監管與共同富裕,是與世界發展方向接軌。

「大調整」討論下的冷思考

自中國去年底啓動「大調整」,並在今年7-8月密集出臺反壟斷,嚴監管與共同富裕政策,引發熱烈大討論之時,筆者反而進入到一種冷思考的狀態,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寫出「大調整」的必要性。關鍵原因有以下三點:

首先,盡管有了大量的理論和數據研究的鋪墊,歐盟和美國對大企業的反壟斷訴訟進展並不順利。雖然被訴企業通常願意接受罰款,但對更嚴格的處罰寧願展開馬拉松式的訴訟戰,並取得了一些階段性勝利(例如蘋果vs歐盟,臉書 vs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筆者認為這些企業的辯護理由值得重視,例如以成本加成增幅衡量企業的壟斷程度時,把無形資本的成本考慮進來後,壟斷程度就會明顯降低。

中國在理論與數據研究不足的前提下,密集出臺「大調整」政策,走在了歐美國家的實踐前面,受影嚮的企業也缺乏自我辯護的機會,恐怕會有傷及無辜的情況發生。

其次,盡管中國政府宣稱在反壟斷與嚴監管上,國企與民企一視同仁,但從市場反應來看,民企受到的沖擊明顯更大,這自然會引起一定的爭議。

筆者不贊成以國企存在的問題來轉移話題甚至否定民企壟斷的做法,並主張對國有和民營大企業進行成本加成增幅來比較壟斷程度。考慮到本人對此知識儲備不足,下筆解釋「大調整」的必要性自然會有所猶豫。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也許是學者在研究上的滯後,上述嚴肅的數據研究覆蓋的國家並不包括中國,那些「反直覺」的結果在中國是否成立,還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也是前文給「暫時」二字加上引號的原因)。

盡管中國一些富可敵國的平臺型大企業的確存在一些壟斷行為,而且介入的經濟領域要遠多於海外同類大企業,但他們在解決就業、提升家庭收入、以及投資水平相對於理論上的「理想」的水平是更多還是更少?

綜合下來他們對整體經濟和生產率的貢獻,相對於過去的大企業是更大還是更小?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相反,目前關於「大調整」的討論幾乎都是並不嚴謹的純文字邏輯,難尋嚴格的「因果」分析。同樣,政府在出臺一系列反壟斷和嚴監管政策時,用的都是描述性的定性判斷(例如「二選一」、「殺熟」等詞匯),卻缺乏定量分析。

更糟糕的是,由於「大調整」帶來資本市場大幅回撤,令原本就處在下行通道的經濟雪上加霜,這就必然使得許多討論充滿負面情緒,例如將「共同富裕」曲解成「破壞市場經濟」或者「殺富濟貧「。

國務院前副祕書長,清華大學江小涓教授曾經著文解釋國家政策的出臺過程,文中寫到:

那種各方面完全達成一致的重要決策並不多,許多問題靠講理論講理念也不能彼此說服,因此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後要由高層定奪。

並特別指出:

我國學者似乎較少做論證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這種研究很需要。確定了政策目標之後,需要檢驗多重目標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是否恰當和夠用等。記得2004年前後,劉遵義先生在《比較》雜志上發過一篇關於社會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資金籌措和可持續性問題的論文,有比較詳細的數據測算。我當時正好在起草一個文件,有社會保障方面的內容,我把論文拿給一位領導看,他感嘆地說,要是這類研究多點就好了,我們都知道應該建立保障體系,但賬算不清楚就開始推動,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我擔任國務院副祕書長期間,聯繫教育、科技、醫改等問題,從很多學術研究成果中受到過啓發。但是,總體上看還是講道理多,詳細測算少。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嚮了觀點的接受程度和實用性。

江教授特別以環保嚴監管政策出臺為例,指出:

最終並不是爭議中的各方統一了認識,而是最高層下決心必須解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相信大家都有印象,政策出臺時媒體上以受損企業的負面意見居多,甚至被形容為「殺貧濟富」。

好在事後筆者得知,香港科技大學的何國俊教授與合作者在2020年發表了三篇分量很重的論文,對大數據進行嚴格的「因果」分析,得出中國對霧霾和污水的治理都取得了經濟整體上(包括健康生命價值)利遠大於弊的結論。

當然,要讓大家真正接受這樣的結論,需要國家做好對受損企業的充分補償。

雖然目前缺乏關於中國企業壟斷後果的實證分析,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一味等待。好的研究少則需要3-5年,多則需要7-10年,如果政策保持原狀甚麼也不做,等研究清楚了再調整,後果恐怕更加嚴重。

畢竟,目前也並非完全沒有共識,貧富差距的擴大造成的社會矛盾,大型企業的壟斷造成的局部傷害都是廣為接受的事實。

關鍵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反壟斷和嚴監管,而是如何實施「好」的大調整。筆者在寫作上的一部分猶豫就在於與其花時間解釋已有的發現,不如深入研究如何在不損失經濟發展效率的前提上,推動好的政策,讓共同富裕目標順利實現。

為甚麼過去經濟學家不在意貧富差距?

真正讓筆者放棄猶豫,拿起筆來,是在讀到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一文之後。

在「大調整」特別是共同富裕政策出臺時,一段芝加哥大學教授弗裡德曼關於「貧窮與平等」的視頻就在網路流傳。其核心觀點就三句話:

  • 尊重自由的市場經濟能夠最好地解決貧窮問題;
  • 不需要擔心貧富差距導致階層固化,由於「富不過三代」,窮人的向上流動性充裕;
  • 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還是會比其他社會制度更能接近平等。

很顯然,支持弗裡德曼觀點的人不斷傳播這段視頻來表達對「共同富裕」政策的微詞。

《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洋洋萬言,完全就是這三句話的擴展版本,其中關於市場經濟的優點部分(即弗裡德曼的第一觀點),筆者幾乎完全贊同。

但信奉第二和第三觀點的人顯然忽視了最新的「大數據」研究成果,盡管美國和中國的富豪版排名都經常變化,甚至是「富不過一代」,但大數據顯示全球各國貧富差距與向上流動性強烈負相關,中美的基尼系數分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前列,而向上流動性則分居末尾。

在美國,「美國夢」已經褪色,一半人的收入追不上父母。在中國,沒辦法「拼爹」時,年輕人只能「躺平」。

由於反托拉斯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對財富的破壞,以及應付國債的高稅收,全球貧富差距從19世紀末不斷縮小,20世紀70年代達到最低,弗裡德曼最活躍的時候,正是社會最平等的時候。

其「市場至上,監管無益,減稅激勵企業家努力工作」等主張深得美英政府青睞,全球貧富差距也從此開啓了不斷擴大之路。

如果說弗裡德曼在當時說對了,那麼今天張教授仍然重複其判斷,而無視當下的現實,並且忽視了前文指出貧富差距是經濟中一系列矛盾的因和果的研究發現,其觀點就存在著誤導性。

弗裡德曼活躍的年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經濟數據缺乏(庫茲涅茲曲線對收入分類太寬泛,財富數據到2000年才開始重視),「因果」分析工具缺乏(90年代之後才發展起來),他的很多觀點事後看都站不住腳(例如減稅的激勵效果,監管無益論),但卻被很多早期回國的學者繼承。

他們有的主張壟斷是好事情,因為壟斷可以帶來創新(持有此觀點的人顯然忘記了競爭帶來更多創新的理論與實證);

有的則主張對金融行業監管越少越好,在市場競爭的自律下,從業人員與公司都會合規經營,不需要政府頒發牌照(結果就是過去這些年金融市場亂象叢生);

有的甚至主張富人與窮人的消費差距不大,所以無須擔心貧富差距問題。

經濟學家長期不重視貧富差距還有一個技術性原因,就是常用的效用函數下,人們的消費和投資行為都與收入和財富無關,僅與風險承受程度有關。也因此,過去關於赤字、債務、增長、通脹、利率的研究都沒有與貧富差距掛鉤。

市場與自由是否需要合理的約束?

筆者大致贊同張教授主張的「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中國就會走向共同富裕」,但不清楚他說的「市場化改革」的內涵和邊界到底是甚麼?

過去張教授主張「貪污有益發展論」,但相對於歐美發達國家,中國在一些領域的市場化早已過之而無不及,貪腐就是權力的市場化交易。

張教授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及「壟斷」與「監管」兩個詞,因此不清楚他是否認同需要在改革中實施反壟斷與嚴監管,但從文章中隱約可以看出他反對政府幹預市場的經濟運作,哪怕是好的幹預。

2001年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幾乎以一己之力建構了非對稱資訊下的市場經濟理論,他非常重視貧富差距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斷呼籲對大企業反壟斷與嚴監管,卻被張教授批評為「不能真正理解市場,因而成為反市場的急先鋒」。

換句話說,弗裡德曼的第三個核心觀點裡的「自由」,是否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如果自由沒有了約束,即使放在平等之上,社會也可能陷入到難以發展且高度不平等的境地,而這恰恰是美國的現狀。那些對市場自由進行合理約束,更重視平等的國家,才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對象。

如果跟蹤學界最新動向,就會知道芝加哥大學年輕一代的教授在反思弗裡德曼思想方面的著述良多,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更是如此。

與弗裡德曼及其支持者認為一切監管(政府幹預)都是壞的不同,經濟學家發現大量監管是有益的,以至於有芝大教授指出「最早經濟學家認為監管是為了公共利益,別的學者也都是這麼看待的,只有我們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來來回回折騰這麼久,才回歸到原來的常識」(參考《夏春:你對金融監管的認知停留在哪個年代?》)。

與張教授對企業家和市場經濟充滿溢美之詞不同的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非常重視對企業違規違法行為的研究。

芝大教授Luigi Zingales在著作《A Capitalism for thePeople》區分了「商業」與「市場」,並指出如果不糾正那些壞的商業習俗,市場經濟將難以為人民帶去福利。

特權階層與既得利益者更喜歡計劃經濟嗎?

張教授擔心政府會採取計劃經濟來推動共同富裕政策,筆者非常理解這種擔心,但卻不能理解張教授的推理邏輯。

他開篇說特權階層、既得利益者喜歡計劃經濟,不喜歡市場經濟,因為在前者可以穩賺,在後者可能虧錢。後面又說市場經濟可以創造遠超計劃經濟的財富。

很顯然,只要特權階層、既得利益者在市場經濟這個「大蛋糕」下既可能賺錢也可能虧錢下的期望收益大於計劃經濟這個「小蛋糕」下的穩健收益,他們就會強烈支持市場經濟,而不是選擇去破壞它,回到計劃經濟。

沒錯,假如沒有市場經濟,窮人會比富人更苦,但在市場經濟得到維持的情況下,再強調富人的收益沒有窮人大,顯然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正確的比較方式,應該是窮人與富人分別在有反壟斷和嚴監管約束與無約束的市場經濟下,哪種情況更好。

退一萬步說,即使因為人們的「無知」而走一段彎路,也會很快回歸正途,畢竟历史的教訓深刻。筆者堅信中國政府進行「大調整」的目標是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而不是要走回頭路。

對企業壟斷行為的縱容,對合理監管的排斥,就是這樣一段彎路。經濟學研究有時代性,抱住70年代的弗裡德曼思想不放手,不願意面對過去20年新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無知」的表現。

對新成果感興趣的讀者,請閱讀2019年諾貝爾獎得主班納吉和杜弗洛的著作《好的經濟學:破解全球發展難題的行動方案》,並一起思考如何設計和實施好的反壟斷與嚴監管。

筆者相信江小涓教授的話,與其就理念爭來爭去,政策制定者更歡迎高質量數據分析揭示的真相。盡管「大調整」已經啓動,但好的研究將指導我們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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