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國經濟,三思而後行 || 大視野

2021年4月4日 09:18
来源:秦朔朋友圈

編者按:秦朔,中國著名媒體人,商業文明研究專家,奇點財經專欄作家及意見領袖。秦朔朋友圈[email protected]新媒體平臺創辦人,中國商業文明研究中心發起人。


最近一兩年,每當與企業家、創業者交流,就覺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前景非常確定。我也去過不少外企,親見他們在中國的工廠正成為外企在全球的工廠網路中的標桿,這證明,生產同樣的產品,中國生產的更好,效率更高,員工更勤於也更善於進行改善。

無數奮鬥和創新的場景,讓我感動,也充滿信心。

三個擔憂

然而我也常常感到擔心。

這些擔心不是空穴來風,而基於日常觀察和與實幹者的交流。最近一兩年,我的擔心越來越集中在三個問題,即負債問題、消費問題和國際環境問題。

1、中國的宏觀負債率不斷升高,特別是地方政府負債。還不只是負債率本身的高低問題,在一些低效、打水漂、沒必要,甚至是被浪費的投入和支出背後,顯示出政府正越來越多地直接配置資源。我當然認可「兩只手」在中國都不可或缺,但對這種趨勢頗為不安。

2、大家都說中國經濟要更加依靠消費,但消費支撐力究竟如何?我們一直都在提「促內需」,但廣大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對未來的預期,到底能不能支持消費持續增長?如果光看一二線城市的豪宅豪車、名酒名煙、奢侈品、精品餐飲和服務等等,增長很強勁,但三四線及以下城市,以及大眾的消費,增速就比較乏力。

3、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會向哪裡發展?我們處在非常複雜、動態、各種矛盾相互糾纏的大變局下,很多變化超預期,對戰略遠見、戰略定力、戰略博弈、戰略競合能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從我接收的資訊看,似乎更多是在往對抗走,而不是往促進和平、和緩、合作走,不少人心也在向站隊、極端化的方向演變。環境的越來越複雜和應對的越來越簡單,可能進一步加劇未來的不確定性。

這是我的三思,或者說三憂,三慮。

何以解憂?每當和外界交流,我就會提出這三個問題,請教,討論,然後再觀察,再思考。最近覺得可以整合出一個系統思路了,寫出來,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個結論

對這三個問題,通過交流學習的基本結論是:何妨多點憂患,不必過度緊張。

關於第一個問題,確實,中國的宏觀負債率增速較快,地方隱形負債較為嚴重,且很多地方對自己究竟有多少負債都諱莫如深。有全國人大代表說,他們也問過所在地政府,但書記市長也沒個說法,可見也覺得是問題而非政績。

去年西部某省的省投資集團被法院裁定破產重整,向違約的三只美元債的持有人發出折價收購要約,價格分別為41.19%和36.75%,等於一多半價值都消失了,中部某省大型煤炭集團的違約事件震驚了信用債市場,他們的大股東都是省一級政府,說明省裡也無法捍衞「國企信仰」,沒有能力助國企度過信用危機。

但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宏觀負債率和美日等國比並不高,相比歐美的大放水,中國比較克制,中央政府已提出「政府槓桿率要有所降低」,頭腦是清醒的。全球都在量化寬松,中國如果一點不放,很多企業會倒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會加大,影嚮出口。還有,負債率提高不是大手大腳花掉了,主要是投資基建、服務民生等等,是幹事去了。

關於負債問題,不管是相對悲觀者還是相對樂觀者,有一點是有共識的,那就是政府的支出,效率一定要提高,要花的有道理、有價值、有效率。

接著談第二個問題,中國是大市場,有很大潛力,年輕人的消費傾向比上一代更積極,這都沒有疑問。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與民生相關的支出一直在增加。健全多層次社保體系,提高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組織藥品集中採購,提升基本醫保中的慢病報銷比例,等等,這都有助於提高普羅大眾的安定感,減輕壓力,間接促進消費。

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分化加劇的情況下,在「四貴一不高」(教育貴、看病貴、養老貴、住房貴,產品和服務質量不高)的情況下,未來消費對經濟拉動的作用不容樂觀。

關於消費問題,不管是相對樂觀者還是相對悲觀者,有一點是有共識的,那就是認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一遠景目標。企業家群體也認同,只是希望不要採取「劫富」之策,因為企業也有諸多困難和壓力。

有企業家認為,全球主要經濟體都有遺產稅,中國有一天應該也會徵收,只是時機還不成熟,他認為還需要五六十年,即在整個法治化的財產保護體系相當可靠和完善、中國也躋身於全球高收入經濟體的中游水平之後。

關於國際環境問題,一般觀點我就不重複了,總體就是大家都很「怕冷」,擔心冷戰、冷和下去會是甚麼。比較有意思的是對為甚麼「冷」的原因分析。有企業認為,目前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交惡,責任並不在中國,而是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後,西方一直沒有緩過氣來,就像一家人怎麼都走不出困境,而對面鄰居日子紅紅火火,就很容易遷怒、歸罪於鄰居,認為鄰居搞了一些「歪門邪道」,搶了他的機會。

也有企業家說,西方多個國家這些年換了多個領導人,但經濟一直起不來,就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中國的制度也需要完善,如法治化、增加透明度,但這個制度有一個好處,就是有利於長遠打算,考慮5年、10年、幾十年的事,為保證公眾利益最大化可以犧牲一部分短期利益,而西方的經典私有化是不支持犧牲的,所以一個釘子戶就可以擋住一項基建。

有投資家說,「從北京到上海,大概和波士頓到芝加哥差不多遠,以英裡計算大概是800英裡,北京到上海坐高鐵最快4個小時18分鐘,波士頓到芝加哥坐Amtrack美鐵,最快是將近22個小時。」土地私有,個人至上,基建動不了。此外,西方選舉制度下,取悅選民很重要,政策必須立即讓選民見到利益,這就很難立足長遠,換一任政府就推翻前任的決策,非常折騰,也不實事求是。

綜上所述,要增強憂患意識,我們的確有內憂外患,但不必過度緊張。

我在一些演講中經常說,中國有問題,但創新和成長的力量遠遠大於停滯和衰退的力量,所以中國還會繼續成長。中國有問題,但中國制度中的自我反思、自我調整、自我超越的空間始終存在,所以中國還會繼續進步。

四個故事

這篇文章如果有點價值,不在三思上,而在三思之後如何後行上。最近我對此有一些小驚喜的發現。講給你聽。

第一個故事:

朱保全是萬物雲空間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的CEO,我們在飛機上偶遇。又是萬物雲,又是空間科技,聽起來很有科技感,其實就是原來的萬科物業,1990年就誕生了。他給我講述了萬科物業的發展脈絡,收購戴德梁行的商管業務後有了「萬物梁行」,進入城市公共空間服務後有了「萬物雲城」,這樣就從住宅社區跨入商企,再融入城市。

從萬科物業到萬物雲,證明只要與時俱進,聽起來很不性感的傳統行業也可以有很大創新。但最觸動我的是,萬科不僅在管理一些政府辦公區域和河流等公共資源,和有的政府一起打造、運營園區,而且正在探索管理街道,進入城管領域。過去管的空間都是城建範疇,所謂「紅線以內」,現在可以去管「城管」一直在管的事。

讓那些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有顧客思維和服務能力的公司,去管理非競爭性的、相對封閉的、外界很難監督的城管空間,一定能有很多改善。城管的水很深,群眾的意見一直挺大,讓優秀的市場化公司進入,就可能化監管思維為服務思維,提高效率與品質。

當然,也不容易,因為城管有自己的習慣和路徑依賴。管城建和管城管的也不是一個人。好在最上面,還有能站在全局做判斷的書記和市長。

第二個故事:

去年我和民營鋼鐵企業德龍集團創始人丁立國進行過交流,他講到德龍2019年1月參與國企混改,出資200億,重組面臨破產的天津國企「渤鋼系」(渤海鋼鐵)的17家生產實體,控股59.45%,成立了新天鋼。混改前一個月虧損7億,混改一年就扭虧為盈。

最近我看到,新天鋼2020年實現利潤總額40.3億元,實現稅金15億元,職工收入增長30%。從老渤鋼到新天鋼,變化的關鍵是機制的改變。指標到人,收入和績效掛鉤,「相當於每個人重新又找了一份工作,每個人都在發揮自己所有的能量」。

地方政府的負債壓力,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國企,國企負債重、壓力大,政府的壓力自然也大。很重要的解決之道就是混改。新天鋼很好,可惜這樣的案例實在太少。

第三個故事:

前不久,我去拜訪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的主席吳志良先生,我們認識已有20多年。他是全國政協委員,老家在廣東農邨,他說今年全國兩會,有代表、委員提出,建議出臺鼓勵公職人員「告老還鄉」「退職還鄉」的制度,助力鄉邨振興。

我查了一下建議,全國政協委員、中原銀行董事長竇榮興指出,我國每年有數百萬城市離退休人員,既有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又有資金技術和人脈資源,還有回歸田園和反哺家鄉的鄉愁情懷,是鄉邨振興的寶貴人才資源。鼓勵公職人員「告老還鄉」「退職還鄉」,通過自身的學識和對相關政策、法規的了解,助力地方發展,打通民生服務的「最後一公裡」,是對三農工作實實在在的支持。

吳志良更多是從文化血脈上看這個問題。從農邨流出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但鄉邨是文化的根,不應該斷,現在交通發達,由城回鄉很方便,如果能創造一些機制和條件,讓城裡人多拿出一點時間「歸根」,進而反哺鄉邨,就能加強城鄉的循環。比如一些縣一級的殯儀館,條件不太好,應該提升,人雖去,仍應保有生命的尊嚴,這樣親人從大城市回來也感到心安。

中國現在有一個情況,就是經濟水平較低的家鄉的親人為大城市的兒女買房提供支持,相當於向下抽取,這只會加強馬太效應。古代有丁憂制度,告老還鄉制度,這是鄉土社會的自我循環。

現在農邨人才讀書、考學、打工、經商,都是流出,只出不進,單向流動。竇榮興說,落葉歸根是正常的生態循環,告老還鄉發揮餘熱,也有利於發揮鄉賢作用,實現鄉邨的傳統自治,降低整體的行政成本。

當然,也要從政策層面讓他們的回鄉之路順暢,如深入推進農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符合使用規劃的前提下,允許城市離退休人員到農邨租用土地和房屋,用市場化手段鼓勵離退休人員在鄉邨投資興業,提供公共服務支持讓離退休老人在鄉邨住得舒心,等等。

第四個故事:

王志樂教授是研究跨國公司和合規問題的著名專家,我們不時交流。前幾天他告訴我,他參加了在寶安舉行的深圳市促進企業合規建設工作現場會,感觸頗深。

在深圳市政府積極促進和領導下,寶安區集全區30多個部門之力,率先成立「促進企業合規建設委員會」。從「刑事合規」(公檢法司法力量)「行政合規」(政府行政力量)「信用合規」(道德規範力量)以及「行業合規」(行業組織力量)四個方面共同推進企業合規,從「小合規」向「大合規」轉變,打出「行政合規+刑事合規+企業誠信」組合拳。

王志樂舉例說,當年浙江吉利集團並購沃爾沃之後,沃爾沃方面最擔心的是吉利的合規問題,如知識產權的合規。在王志樂團隊建議下,2014年下半年,李書福在集團內部設立了專門的合規官。

基於合規考慮,吉利放棄了向被聯合國安理會制裁的某國出口1500臺沃爾沃轎車的機會。2018年2月27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吉利入股戴姆勒沒有任何違規行為,後來吉利也通過了美國方面的審查,收購了Terrafugia飛行車公司。

中國的發展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和國際通行規則、人類普遍價值接軌,所以政府提出要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要從政策導向型開放邁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這是大方向,企業也要加強合法合規意識,才能適應更高水平的開放的要求。

我最近經常說,從現在起,強大的中國企業需要認識到——你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可能不是國際同行,而是世界看待你們的眼光,以及看待中國的眼光。中國企業一定要加強國際合規意識,遵循可持續發展和ESG原則,做對利益相關者負責的企業公民。

不忘历史的最好辦法是創造出更加燦爛的明天

講完三個擔憂和四個故事,可以從中得出如下思路——

1、要化解宏觀負債率特別是地方政府負債率攀高的問題,關鍵是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為此就要打破相對封閉分割、各行其是、效率低、貓膩多的公共領域,讓市場化的、更加精益、愛惜自己口碑的力量進來,就要大力度推動國企改革,滌蕩低效和停滯。

2、要促進消費,就要提升相對落後的地區和階層的收入與可持續發展能力,那就應該創造條件,讓相對發達、先進地區的人們有回流、歸根、反哺故土的更多更好的可能性。不是讓他們脫離城市化,逆城市化,而是可以適當地,分時、分地生活和工作,仍然以城為主,但生命狀態更加多元化。寄點錢回鄉,那就是錢,而人多一些回去,將產生化學反應。

3、要優化我們的國際環境,就要和國際通用規則盡可能發生「嵌入關系」(in),而不是「對抗關系」(versus),就要多尋找共識點、合作點,比如氣候、經貿等等都是。必須承認,中國和美國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矛盾在加劇,在擴大化,但中國經過實實在在的發展,理應對自己有信心,所以我們的思維應該更多地面向未來,從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自由全面發展的角度,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大事,而不必過多把思緒置於眼前的一些事情中,這些事情放在历史長河看可能很小,但如果過度沉溺其中,也可能小事化大,甚至讓我們偏離主航道。

如果對於每一件有矛盾沖突的事,都要回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略等等語境裡思忖和回應,那我們是在自己囚禁自己,過度自我折磨,那當年還搞甚麼中美建交?還搞甚麼開放?

這不是說要我們忘記历史,恰恰相反,我們不忘历史的最好辦法是創造出更加燦爛的明天,讓一切或者因為無知或者因為偏見而妖魔化中國的聲音自然遁於無形。今天中國的自信心有了特別真實的提升,這是幾代人幹出來的,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幹出來的,不是恨出來的,罵出來的。

同時我也相信,我們的複興一定是文明的複興才能靠得住,既造福世界,也讓世界信服。從趨勢看,只要中國爭氣,堅持改革開放和高質量發展以及新發展理念不動搖,深化體制改革,切實推進法治化建設,沒有大的偏差,世界「重新回到東方」會一步步向我們走來。(參見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以上思路,最後可歸為兩點——

第一,何以解憂?靠好的雙循環。即用市場化、開放、建設性、高效的力量,沖擊傳統利益格局和思維定式,帶來鮮活的新力量,構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這需要我們有更多的未來意識,而不是過去意識。

第二,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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