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拜登稅改思想新在何處?資本利得稅率翻倍影嚮大嗎?

2021年4月26日 09:14
来源:香港奇點財經特邀專欄作者 夏春

減稅經濟學的三大支柱都錯了

奇點財經推送於2021年4月26日

核心觀點

1、「減稅經濟學」的三大支柱,即減稅會增加稅收和GDP,先富會帶動後富,減稅會激勵企業家更努力工作,在數據上都不成立;

2、历史上資本利得稅率的增減,對股市的影嚮都很短暫(通常在一個季度內),而且並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股市可能在增稅後上漲,也可能在減稅後下跌;

3、拜登稅改有著廣泛的民意支持與現實需要。無論拜登政府的稅改能否成功,無論對大企業的嚴監管如何執行,一個大逆轉的時刻終將到來,全球經濟和市場將再一次發生巨大的變化。

正文

在3月31日宣布以增加企業稅來支持為期8年、投資規糢約2.3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之後,拜登政府計劃在4月28日宣布以增加富人稅來支持投資規糢約1.5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

在新的稅改方案下,年收入超40萬美元的個人支付的聯邦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將從特朗普稅改後的37%回歸之前的39.6%;年收入超100萬美元的個人支付的資本利得稅將從特朗普稅改後的20%同樣上調到39.6%(接近1976-78年間的39.8%)。此外,拜登政府也在考慮提高富人遺產稅。

今年1月Reuters/Ipsos進行民意調查顯示,在受訪的4,441名民眾當中,高達64%同意「超級富豪每年應繳更多稅來支持與公眾有關的計劃」。77%民主黨人贊同開徵富人稅,共和黨也有53%表示支持。

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拜登稅改將遭到大部分共和黨議員(他們信奉稅越低越好)和少部分民主黨議員(他們認為加稅幅度太少)的反對。但筆者堅信,相對於過去40年的全球「減稅潮」,一個稅制大逆轉的時代遲早都會來臨。

除了全球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在疫情前逐漸回歸到一戰開始前的水平,並在疫情後急劇惡化,同時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糢占GDP比重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需要重新調整分配結構,解決國家債務危機之外,更值得了解的是,1970年代興起的「減稅經濟學」存在重大的缺陷,需要為過去40年全球分配不平等和經濟發展放緩承擔主要責任,而新的經濟思想支持拜登稅改。

 走下神壇的「減稅經濟學」

1970年代末期,美英陷入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滯漲,面對日本和德國的崛起,在「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影嚮下,把經濟放緩歸結於稅太重,管制太多,工會太強大,個人最低工資太高的裡根和撒切爾政府啓動了一系列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

以美國為例,裡根任職期間,將個人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從70%(二戰期間到1963年基本上超過90%)先降到50%再降到28%。

裡根的減稅思想主要來自於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和拉弗展示的「拉弗曲線」。

前者認為減稅將激勵企業家更加努力地工作(增稅將導致企業家偷懶),或以更多的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後者認為稅收與稅率存在倒U型關系,同樣的稅收可以通過更低稅率來獲得。

實際上,弗裡德曼,拉弗和裡根都知道,大規糢的減稅一定會帶來收入分配的惡化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但芝加哥學派又提出了另外一個「滴漏」理論:富人階層需要新的服務,他們的財富多多少少會滴漏到窮人階層。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先富會帶動後富。

在稅收問題上,弗裡德曼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只要有可能,無論是在甚麼情況下,無論出於甚麼借口或理由,我都支持減稅。」(I am in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it』s possible.)

這三大思想構築的「減稅經濟學」被奉為圭臬寫入教科書,並通過大眾媒體不斷傳播,影嚮了一代又一代人,而最大的受眾恰恰就是共和黨。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數據缺乏,實證並非主流的年代,這些思想其實都來自於依靠直覺的「第一原理」,只是「假說」而並非「真理」。

所謂「降低個人稅率可以增加稅收」的神話只維持了極短的時間。裡根稅改前,富人通常將部分個人收入計入稅率較低的企業稅下,進行合法的避稅。

減稅後,富人願意將這部分收入轉計入個人名下公開化,個人所得稅源一下子顯著增加。但替代效應很快消失,政府稅收持續下降。富人並未因為低稅率而更努力工作,創造出更多的收入來。

只要簡單看一下數據就會發現,從裡根,老布什,克林頓(將最高邊際稅率從老布什時代的31%上升到39.6%),小布什,到奧巴馬和特朗普,個人所得稅率的增減與個人所得稅在政府稅收或GDP的占比增減,都有著明顯的對應關系。

至於「減稅可以增加GDP」的神話,筆者在《夏春:企業稅率增減能否改變經濟增速?》一文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引述了2019年諾獎得主班納吉和達弗洛在最新著作《艱難時代的好經濟學》(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裡斬釘截鐵的總結:沒有證據顯示裡根減稅,克林頓加稅,小布什減稅對改變長期經濟增長有任何作用。

至於「滴漏」理論,可能是經濟學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之一。過去20年,經濟學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等人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說明,全球貧富差距的擴大,始於裡根政府開啓的減稅潮。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計算發現,如果沒有裡根減稅,現在前1%的富人收入將每年減少1萬億美元,而這將進入到後80%窮人的口袋。

全球14個發達國家中的11個在隨後的25年時間裡,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平均下降了11個百分點,而且降幅越大的國家,貧富差距擴大越顯著。

筆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和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均公開承認對信奉了一輩子的「芝加哥學派」思想和「滴漏」理論在現實中的失敗,感到痛心疾首。

許多受益於其政策主張的成功企業家,也公開批評「芝加哥學派」在重大問題(認為市場萬能,監管有害,分配公平等)上都錯得離譜。

「減稅經濟學」中更加具有迷惑性的,是經濟學家關於減稅激勵個人和企業家更加努力工作,增稅則令人偷懶的說法。這到底是「假說」,還是「真相」?

在回答這個重要問題之前,筆者建議讀者們先問問身邊的朋友,「假如你的所得稅率上升,你是否會減少工作時間?」同時也問問自己。

 個人最優稅率研究極簡史

(非經濟學專業,首次閱讀可以跳過這一節)

極少有人知道的是,經濟學上第一個把所得稅率和「偷懶」問題聯繫到一起的是William Vickery,他在1945年研究政府應該設定甚麼樣的稅率,讓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他認為最優稅率應該讓賺錢能力越高的人越努力工作,而不是導致他們偷懶。Vickery寫出了這個問題的完整數學表達,但發現過於複雜無法進行求解,只能得出一些糢糊的推論。

1971年,在完全不知道Vickery的工作下,牛津大學的James Mirrlees獨立寫出了幾乎一樣的數學問題,從他寫下的141個數學表達式,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異常地複雜。

更加麻煩的是,根據個人能力的不同假設,最優稅率可以是隨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不變,甚至是減少。

這篇文章沒有任何可以實際操作的結論,但卻因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而開辟了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

1996年,諾獎委員會宣布Vickery以對拍賣機制的研究和Mirrlees對個人最優稅率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獎。這兩個人的研究領域似乎毫無交集,這個決定令人驚訝,筆者也是在寫作此文時才知道兩人在研究上的關聯。

但在「芝加哥學派」流行的年代,個人最優稅率可以在特殊假定下隨收入增加而減少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特別是,如果個人賺錢能力存在上限,那麼首富(也是能力最高的人)只應該支付和第二富人一樣的稅(換言之,首富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應該為零),只有這樣才不會導致首富偷懶。

這也是我在1996年時,聽Mirrlees的中國弟子親口給出的唯一結論。直到寫作本文查閱資料時,我才知道Mirrlees本人非常不喜歡這樣的總結。

更值得知曉的是,只要放松個人能力存在上限的假設,或者通過可以觀察的收入分布數據來間接推導不可觀察的個人能力分布(例如帕累托分布),按照Mirrlees的框架進行推導,就可以得出向占比極少的富人徵收極高邊際稅率才是最優的結論。這一突破性的發現來自於2001年Saez的博士畢業論文。

即使不需要考慮美國國債的償還問題,這一理論上的最高邊際稅率可以高達60-90%,而這正是裡根開啓減稅潮前,西方國家的普遍做法。受此啓發,一系列新的研究陸續發表。

當然,在Mirrlees的框架下,假設的細微改變就可以帶來截然不同的結論(例如,假設個人能力/收入分布只是和帕累托分布非常類似的對數正態分布,那麼最高邊際稅率依然可以極低),這使得任何政府的個人稅收政策都不可能僅僅依靠理論。

歸根結底,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是一個綜合經濟和政治考慮的折中選擇。拜登政府選擇的回歸克林頓時代定下的39.6%,顯然要比民主黨內一些議員主張的70%,或者徵收累進財富稅以消滅超級富豪為目的的做法,在政治上具備更高的可行性。

順便說一句,由於美國日益擴大的債務危機,稅收問題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鎮。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家思考的是如何將個人身份特徵和最優稅率設計進行掛鉤,例如同一收入,但年齡、財富、甚至膚色不同的人,應該交不同的稅。

筆者2001年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系裡最熱門的研究就是把Mirrlees開創的靜態分析框架擴展到動態,主要結論就是應該把一個人過去的收入历史都納入到稅制設計,以及應該區分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因為這兩者可以相互偽裝。

恕我直言,這些研究都有些走火入魔,不但設計出來的稅制異常複雜,難以操作,而且都會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現實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稅制會這麼設計。這些曾經熱門的研究,現在已是死水一潭。

 個人所得稅率增加會讓人偷懶嗎?

圍繞Mirrlees分析框架下的不同假設爭執多年後,才終於有人意識到最核心的假設,即個人所得稅率增加會讓人,特別是富人,偷懶,一直未被驗證過。

理論上,個人決定提供多少時間或者勤奮程度工作,取決於對實際收入和閑暇的偏好。如果提高個人所得稅率,低收入的個人通常會更努力工作以彌補損失,但是富人有可能偷懶,因為他們早已不愁溫飽,與其支付更多的稅給政府,不如多點閑暇時間陪伴家人。

毫無疑問,很多稅率變化確實會到達其設計的目的,例如增加煙酒稅的確會降低煙酒消費,低稅制的確可以吸引企業入駐和富人移民,但高稅制真的會讓他們在工作上偷懶嗎?

回到前文那個問題,班納吉和達弗洛通過問卷調查發現,當稅率增加時,分別有大約50%、65%、87%和90%的人認為其他人會選擇不工作、減少工作時間、逃稅和搬去稅低的州,但是自己也會這樣做的比例分別只有大約26%、38%、30%和65%。

很明顯,大部分人在猜測其他人的行為反應時,思維符合「芝加哥學派」,但自己的行為反應卻有著明顯不同。

問卷調查不代表實際行動,也難以代表富人的思維方式。利用實際大數據,Saez與其他學者研究發現,更高的稅率基本上不會改變富人的行為,他們還會像低稅率時候一樣,工作相似的時間,付出相似的努力程度(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富人針對稅率的勞動供應彈性非常低)。

但與此同時,他們會更多地進行合法避稅和非法逃稅(在審計查處的案件中,來自美國收入前1%和前0.1%的家庭,分別向美國國稅局隱瞞了約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收入)。

舉例來說,當美國體育聯賽對運動員的薪酬進行限制時(類似於額外徵收了一筆所得稅),相對於歐洲沒有薪酬限制的情況,美國運動員的努力和比賽精彩程度既不會輸給歐洲,也不亞於限薪前(類似的,中國演員在限薪令前後的表現也一樣)。

但眾所周知,足球明星梅西和C羅在面對高稅率時都選擇了逃稅(以及更換國籍),並因此遭到懲罰。

Saez等人在今年2月發表了一項研究發現,1999-2001年期間,瑞士不同地區相繼進行稅制改革。舊稅制根據過去兩年收入來計算和支付未來兩年的稅,新稅制則是全球普遍做法,根據當年收入支付當年的稅。

為避免重複徵稅,地區政府只好對改革前兩年的收入完全免稅。所有人都提前知道改革,也可以提前做好應對。

通過對比不同收入階層,在稅改前,稅改中和稅改後的實際工作時間,研究發現免稅幾乎沒有任何影嚮,這完全不符合「減稅經濟學」的預測。

類似的有趣研究非常多。拋開這些基於其他國家數據的研究,僅就筆者身邊可實際觀察的市場來看,不同行業的薪酬高低主要取決於工作經驗、市場競爭或者議價能力;在同一行業內,薪酬的增減與實際工作需要耗費的時間和努力程度,關系並不大。

長期流傳的「個人所得稅率增加會讓人偷懶」的說法,不僅絕非真相,而且是「減稅經濟學」在「滴露」理論之外另外一個錯得離譜的「假說」。

 資本利得稅率翻倍的影嚮大嗎?

有數據顯示,前10%的美國富人擁有88%的證券類資產。在拜登政府的稅改方案裡,資本利得稅率的上調幅度要明顯大於個人所得稅率的變化,對資本市場的負面沖擊可能更大,但筆者認為也不必高估其影嚮。

首先,历史上資本利得稅率的增減,對股市的影嚮都很短暫(通常在一個季度內),而且並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股市可能在增稅後上漲,也可能在減稅後下跌(下圖紅線代表資本利得稅增加,綠色代表下降)。

例如2013年的增稅生效前,美國最富裕的家庭賣掉了1%的資產以享受原有的低稅率,但在生效後一個季度內他們買回的資產占比就有4%。

其次,美國國稅局2018年的數據顯示,調整後總收入在百萬美元以上且有資本損益的人僅占美國納稅人總數的0.32%。

對比前10%的美國富人持有88%的證券資產,可見他們習慣於長期持有資產、很少輕易變現、上市公司也更樂於回購股票而非分紅。

由於資本利得稅率和交易頻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性,因此,稅率上調後,個人變現頻率會更少、公司回購可能增加,反而更加有利於美國股市在長期穩定向上。

換句話說,拜登政府希望通過提高資本利得稅率來降低貧富差距的想法,可能不及將個人所得稅率進行更大幅度的上調來得有效。當然,資本利得稅率最終調整幅度,很可能是拜登政府與國會進行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

針對疫情後美國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以及美國政府財政壓力的上升,Saez與其學生Gabriel Zucman提出了一個一次性徵收資本利得稅的方案。

具體來說,福布斯在今年3月底公布美國657位億萬富翁及親屬擁有4.26萬億美元財富(去年3月底為3.11萬億美元),其中2.7萬億美元是沒有交稅的資本利得。如果不變現,即使提高資本利得稅率也沒有意義。

Saez和Zucman提議對這一部分的資本利得徵收按照拜登稅改(即資本利得稅率39.6%加上現有的投資收益附加稅3.8%)進行一次性徵收,分10年來支付,就可以籌集1萬多億美元。

通過記錄這些家庭在3月底或者將來實際執行開始時的資本價值和需要繳納的利得稅,未來變現時可以避免雙重徵稅。由於涉及的人數非常少,操作起來方便易行。

盡管這一提議真正被執行的可能性極小,但考慮到民主黨近年的加稅新思想主要來自於Piketty, Saez和Zucman,他們的主張值得市場密切關註。

即使新的稅改方案可能在國會遇到阻力,拜登政府也可以選擇阻力較小的方案,向國會申請增加對美國國稅局的撥款。

多個研究認為,只要國稅局加大審計力度和方向(過去主要調查窮州而非富州),就可以在聯邦不加稅的前提下、在接下來十年徵收高達1萬億美元的稅款。

結語

筆者通過一系列文章回顧了70年代興起的「芝加哥學派」思想在裡根和撒切爾政府以減稅和放松監管等形式正式執行後,效仿者眾,對全球經濟和市場造成了深遠的影嚮。

盡管新一代經濟學家已經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增稅和加強監管的主張逐漸獲得各國政府的認同,但仍然有許多人依然沉迷在舊思想中,並不完全了解這些新思想。

筆者提醒大家,無論拜登政府的稅改能否成功,無論對大企業的嚴監管如何執行,一個大逆轉的時刻終將到來,全球經濟和市場將再一次發生巨大的變化。路漫漫其修遠兮,吾輩當未雨綢繆,謀定而後動。

(本文編輯:卜彬彬)

作者簡介:夏春博士是香港奇點財經專欄作家,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香港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兼職教授,香港工會聯合會金融委員會會員,主要研究宏觀經濟、資產管理、投資策略、對沖基金等領域。現任諾亞控股董事總經理、研究主管及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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